继鲁迅开未来的王小波
 作者：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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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然悲哀地看到，鲁迅精神在其身后的迅速遗失。恰如鲁迅在《死火》中的预言：“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当鲁迅精神也被遗弃在冰谷中而冻灭成死的火焰，谁又将能再得到它而用温热使其复燃？鲁迅深知超人的业绩完成后，永恒轮回的车轮仍将会把人类重新载入苦难的冰谷。这种时候，只有另一个像他一样的邻人在轮回中再次出现才能重新点燃和唤醒死火的精魂。
   
    鲁迅的时代，自是无人能与其比肩。鲁迅身后，其思想的精魂更是长时间得不到真正的传承。文学仍旧在关注现实和批判，然而却沦为一种政治性的使命，沉没自身为话语的附庸。而一旦这种唯一性话语霸权被冲破，中国文学却又陷于一味的怀疑、解构、虚无、颓废中不能自拔。鲁迅从“改造国民性”、“改良人生”、“立人”的高度严厉批判愚弱的国民性，批判觉醒者在失败之后意志的动摇、怀疑、绝望、自暴自弃、重归衰弱，以图催促国民劣根性的尽快毁灭和优良人格的快速新生。
   
    当代的一些作家却恰恰从仍旧愚弱的民众出发，把顽固的国民劣根性美化成一种无辜的眼泪、一种病弱的哀愁、一种可供观赏、品味、同情、叹惋的宝物。文学在贾平凹、陈忠实、余华、残雪、王朔等等这一代作家中变成了审丑的游戏，而绝不是真正地进入批判和反思。勿宁说，鲁迅毕生与之战斗之物（国民劣根性）恰恰是这一代作家津津乐道，引为豪壮的所在。他们或者在末人的病弱、愚昧、苟活中讴歌质朴、美德和眼泪；或者在末人的诡计、自甘堕落、孤芳自赏中忘情快意。他们对愚弱的国民劣根性的审美欣赏，悲悯同情恰恰折射出他们自身意志的衰弱，他们悲悯同情的姿态下却往往透显出窥探和玩味的诸多不良嗜好。
   
    近年来，物欲横流、信仰泯灭，以至浮躁肤浅、媚俗矫情、消费主义的写作大行其是；孤独、空虚、颓废、感伤的小资写作和青春文学成为一种时代病的表征。当前的中国文坛迟迟未能出现一种强有力的改造人生的文学。文学曾长久地迷失在历史的逻各斯话语中，不能切近人之本身；文学曾是复制生活、简单写实的文学，不是探寻存在、深度解蔽的文学；文学曾是先锋实验的、形式主义的艺术，不是生命诗意的、本真的艺术；文学也曾在郁达夫、沈从文等一些“更高级的人”那里深切地亲近过生命的存在，然而终于在失意中演变为沉沦、痛苦、放逐和逃避；当下的小资与青春感伤文学亦是一种重新在贫困时代感知存在之烦的文学，然而它们并非中国文学的正途和出路，它们仍然仅仅是一种过渡，因为它们仍然陷入迷惘、虚无和感伤，仍然缺乏改造人生的强烈意志。
   
    文学应该是本体论的文学，文学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种对象化的审美产物；不应该竟然被异化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话语工具；文学不是生活的点缀，不是闲聊的谈资，不是同情之眼泪，不是忧伤的麻醉剂。文学应该是与生命亲密联结的文学；文学应该是改造人生的文学；文学应该是生命存在本身。将王小波文学与鲁迅文学联结起来的纽带正是这条改造人生，切入生命存在本身的文学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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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铁屋中呐喊者；王小波则是圆形监狱的叛逃者。铁屋和圆形监狱的不同决定了鲁迅与王小波抗争方式的相异；铁屋与圆形监狱的相似，又注定了王小波与鲁迅精神的一脉相承。
   
    福柯把现代规训社会形容为圆形监狱。圆形监狱是边沁曾经提出的一种构想，它是一种通过带百叶窗的中央监视塔隐秘监控囚徒的特殊的监狱。这种监禁机制可以泛化到现代社会中的各个领域。档案、证件、考勤、规章、甚至学校、医院、工厂都幻化为了监控训练人们的隐性监视塔。王小波便曾生活在这样的一座圆形监狱式的规训社会里。在这样的监狱里，人们时刻感到被隐秘地监视，久而久之，他们就在惶恐不安中自己成了自己的狱卒。他们为权力话语的规章制度所驯服，自觉地替统治者审察、监控自身，自觉自愿地“愚昧”化，终于遗忘自身的存在，丧失个性，沦为对社会运转有用的机器零件。
   
    鲁迅呐喊并战斗于与此不同的铁屋时代。铁屋不仅扼杀人的灵魂，更要杀戮人的生命。如果说在王小波的圆形监狱里，被压抑、被规训、被改造的主要是人的精神心灵；在鲁迅所处的铁屋时代，人主要面对的却是疯狂的战争、赤裸裸的残暴和血腥的屠杀。因此之故，在鲁迅的时代，需要有人大声呐喊；需要有人砸破铁屋；需要有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需要有那样的战士，高举投枪，在无物之阵中，向那些新旧招牌大笑着进行杀戮。需要有人在冰谷中点燃死去的火焰，在迎接自我的毁灭之时，却照亮黑夜笼罩的时代。
   
    如果说鲁迅曾生活在一个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礼教吃人、政府残暴、国民愚昧的悲惨时代；王小波则曾置身于另一个辨不清真实还是梦境、认真还是游戏、乌托邦还是梦魇、爱还是残酷的荒诞模糊的世界。鲁迅尚可以在战场上大笑杀戮，抛掷投枪，像伟大的战士为战斗而献身，而迷狂，而欢呼，而毁灭；而王小波则竟至于无可措其手，连真正的战争都不可得。一切不合常情都在爱和理想的神圣名义下抹杀；一切战斗、胜利和失败都成了神圣话语下的泥人游戏。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说：“我们根本就不是战士，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一忽儿被摆到桌面上排列成阵，形成一个战争场面；一忽儿又被小手一挥，缺胳膊少腿地跌回玩具箱里。但是我们成为别人手里的泥人却不是自己的责任。我还没有出世，就已经成了泥人。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既然如此，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只能拥有另一种生活的指望。那么，面对不断轮回的不可改变的人类生存困境，我们能够做到的便只有无止境的精神游牧和思想逃逸。
   
    尼采式的永恒轮回的历史观在福柯那里是有所接续的。在尼采看来，万物皆有强力意志，整个世界即是一个各种力互相对抗消长、交织作用的战场。因此，世界必然自始自终存在权力的不平等。福柯正是从此出发，思考了社会权力压迫的不可消灭和循环。暴力革命的结果只是要用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取代旧的上层建筑。特别在现代规训社会中，权力并不集中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中，而是仿如在话语中不断扩散、编织的大网，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孔不入。政权更迭了，但权力压迫的机制倘不得到改变，自由的境况就并不能得到改善。况且，揭竿而起的反抗为时太短，恍如闪电，唯有长久的而非短时的反抗对自由才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福柯赞成永久性的、分散的反抗。他赞成改良，而拒斥革命。斗争和反抗应围绕权力的每个特殊策源地进行，应局部性地反抗现代社会出现的同质化和标准化，解放差异和边缘。
   
    鲁迅和王小波都不相信绝对的乌托邦的太平。尼采言：“爱短暂的和平甚于爱持久的和平。……我劝你们不要和平，而要打仗。”鲁迅说：“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福柯赞成永久性的、分散的反抗。王小波则自况“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永远反抗和逃逸生活的设置。尼采把酒神式的悲剧抗争精神与战士的大笑杀戮合而为一；福柯把生活美学式的精神超越与对权力的现实反抗合而为一。当然福柯是尼采忠实的信徒，他拒绝“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诸多称号，而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尼采主义者”。福柯的学说乃是尼采思想在现代规训式社会中的一种变形和应用。福柯与尼采的渊源注定了王小波与鲁迅的相似。他们乃是生长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用不同的方式大笑并斗争的生命和自由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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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与鲁迅的文学都是为了改造人生的文学，为了生命本身的文学，都是为了在本体论上改变生命存在状况的文学。在这一本质性的层面上，回顾整个20世纪的文学史，没有任何人能如王小波一样直接秉承鲁迅的精神实质；没有任何人如此果敢地延续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没有任何人敢于像王小波那样大笑着继承鲁迅式的战斗；没有任何人能把鲁迅遗下的冻灭的火种重新点燃。在中国文学史上，王小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了鲁迅式的伟大。
   
    王小波和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比之鲁迅，已不再是生命存在时刻受到威胁的悲惨的战争时代。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一处较为和平的年代。然而我们却又如此不幸地生活在一个心灵被规训、被异化的时代，一个精神信仰失落的时代，一个诗意贫困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如此之贫困，以至于人们竟连它之贫困本身都不再能够察觉到了。“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福柯语）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们遗忘了自身的存在而沦为仅仅对社会有用的机器零件的时代。在和平的表象下正隐藏着更加残酷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类的存在之本质受到彻底的戕害。
   
    我们今天听闻了青年们的孤独、迷惘和忧伤，听到他们感到本质受到戕害时痛苦的嚎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更加急迫的战斗乃是解除现代科学中心论、技术统治、工具理性、政治话语霸权重重遮蔽的战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更加急迫的不仅是战斗和解蔽，更是道说神圣，歌唱美妙，在大地上筑造诗意的栖居。因此，我们时代的贫困召唤着道说存在的思者；召唤着命名神圣的诗人；更召唤着二者集于一身的哲学艺术家和诗人思想家。
   
    王小波正是在这一特殊的、中国文化思想走向转折的过渡性时代，应运而生，一方面继承鲁迅国民劣根性批判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以诗人式的吟唱道说了被遮蔽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家园。从而把中国文学从剥离了人之存在的叙述语境中带到了真正关注现代人存在困境的正途。在中国当代文坛，王小波文学是一次真正深刻的向着现代性、世界性、艺术诗学的飞越。王小波何以有如此的慧智和先见？一方面得益于个人的禀赋和生活遭遇；一方面得益于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和“用写作改变自己“的生活美学观；另一方面则是从诗与思文学的西方先驱——勘探存在的昆德拉，筑造诗意栖居的卡尔维诺——那里汲取到了丰富的营养。
   
    鲁迅、王小波的文学根本上体现的乃是尼采（包括其继承者福柯、德勒兹）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精神。在诗与思时代即将来临，新千年文学走在途中的21世纪的今天，在话语权力、虚无主义、精神异化层层重负压迫人之存在的今天，我们仍要延着尼采和海德格尔指引的道路去战斗、去解蔽、去迷醉、去安居。而早在20世纪之初，鲁迅即已为我们留下了文学的宝贵的精神传统；近在20世纪之末，王小波即已为我们铺设了通往新千年文学之途的坚固桥梁。如果有朝一日，新的历史竟把20世纪之文学大片地遗忘，请不要忘记：开风气之先的鲁迅，继往开来的王小波——他们乃是新千年文学的伟大先驱。
   

            ——本文节选自廿一行专著《王小波艺术诗学十论》（22万字）

——“当代的一些作家却恰恰从仍旧愚弱的民众出发，把顽固的国民劣根性美化成一种无辜的眼泪、一种病弱的哀愁、一种可供观赏、品味、同情、叹惋的宝物。文学在贾平凹、陈忠实、余华、残雪、王朔等等这一代作家中变成了审丑的游戏，而绝不是真正地进入批判和反思。勿宁说，鲁迅毕生与之战斗之物（国民劣根性）恰恰是这一代作家津津乐道，引为豪壮的所在。他们或者在末人的病弱、愚昧、苟活中讴歌质朴、美德和眼泪；或者在末人的诡计、自甘堕落、孤芳自赏中忘情快意。他们对愚弱的国民劣根性的审美欣赏，悲悯同情恰恰折射出他们自身意志的衰弱，他们悲悯同情的姿态下却往往透显出窥探和玩味的诸多不良嗜好。”

——这一段尤其认同，我认为鲁迅的作品比任何小说家的作品都有意义，他的作品俯视苍生，关注人性中最根本的问题，不像当代小说家，谁也无法诋毁他。当代包括余秋雨在内只是关注。。。。。。从不设及敏感话题，他们关照的只是自己眼光所能触碰到的表面的东西。